为什么说年羹尧最后的命运上海配资炒股，是一本书决定的？
1.缘起
雍正与年羹尧真正开始君臣离心始于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。
在这个时候，年羹尧开始了他的进京二面圣。
这时的年羹尧早已经志得意满，被自己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并逐渐“骄横跋扈”，“不守人臣之礼”。
在地方上，年羹尧以“地头蛇”自居，他不仅要求地方官吏跪迎自己，态度蛮横到连蒙古王公也不敢望其项背。
年羹尧不仅将自己的“公文”称呼为“令谕”，甚至对雍正处置八阿哥一事也颇有微词，毫无人臣的自觉。
这些都极大地震撼了雍正的内心，并暗中批示年羹尧“无人臣礼”。
2.挣扎
面对雍正态度上的改变，年羹尧不仅没有丝毫收敛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雍正三年四月（公元1725年），忍无可忍的雍正最终决定向年羹尧动手。
他先是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务解除，调任其为杭州将军。
在彻底解除年羹尧兵权，确保年羹尧没有“犯上作乱”的资本之后，雍正于当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，收缴其军械，卸任听勘，押回北京。
此时的雍正顾及年羹尧的功劳以及与其之前的情谊，对年羹尧的处置“举棋不定”。
毕竟就在一年前，年羹尧还是雍正最有力的左膀右臂。
可是随着一本书的出现，年羹尧终于踏上了“黄泉之路”，并再也没有了回头的可能。
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。
3.西天
在处置年羹尧的过程中，雍正一开始并未注意这本书，因此年羹尧侥幸多活了四个月。
直到第二次彻底查抄，雍正在一堆废纸中翻出这本书的时候，年羹尧才最终确定了结局。
这本书发现后，查抄官员大为震撼，并连夜骑快马呈报给了雍正，并附言:
“臣等细观，其中所言甚属悖逆，不胜惊骇，谨将书二本封固，恭呈御览”。
收到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后，雍正立刻开启了“挑灯夜读”模式，并龙颜大怒，亲自批红（皇帝批示文件的形式）:
“悖谬狂乱，至于此极，惜见此之晚，留以待他日，弗使此种得漏网也。”
当夜，雍正就下达了“赐年羹尧狱中自裁”的命令，没有让年羹尧见到第二天的太阳。
因此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: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的作者，是年羹尧黄泉路上的“引路人”。
4.无心
这本书的作者，是年羹尧帐下并不起眼的幕僚——汪景祺。
而不起眼的汪景祺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且家世显赫的人。
他的父亲汪霖最高做过户部侍郎官职，他的哥哥汪见祺时任礼部主事。
因为才华出众且门庭显贵，所以汪景祺一向目中无人，一举一动之中甚至有年羹尧的“影子”。
“遗世独立”的汪景祺常常这么评价自己:“豪迈不羁，谓悠悠斯世，无一可为友者”。
但就是这么“遗世独立”的汪景祺，仕途却十分不顺。
他屡次参与科举却屡试不第，直到康熙五十三年，他才一举高中。
雍正二年，汪景祺走投无路只好投奔自己的同窗好友胡期恒（年羹尧心腹）。
在好友胡期恒的帮助下，汪景祺才终于在年羹尧帐下谋得了个“幕僚”的工作。
而汪景祺投靠年羹尧的时候，正好是年羹尧的巅峰时刻，也是年羹尧与雍正最后的“蜜月时刻”。
此时的年羹尧与雍正“情投意合”，到了“不分彼此”的阶段。
5.盛衰
随着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的完成，雍正和年羹尧的“蜜月期”也做到了尾声。
君臣二人开始了“背心离德”。
而作为年羹尧幕僚的汪景祺对此自然也是早有察觉。
为了安抚自己的“主子”，他写下了《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》（此篇也收录于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一书中）。
在这篇文章中，汪景祺用尽毕生所学，不吝肉麻地称赞年羹尧。
对于年羹尧的人品，他称赞为:“台阁之文章，斗山之品望”。
对于年羹尧的功绩，则称赞为:“盖自有天地以来，制敌之奇，奏功之速，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”。
对于年羹尧的威望，他也做出了以下评价:“朝廷深赖贤佐，天下共仰纯臣，朗若青天，皎如白日”。
哪怕如此，汪景祺还觉得不够，甚至还闭关三日，专门为年羹尧赋诗一首:词臣帝简抚巴川，开府岩疆十二年；克敌星奔千里寇，宁人月静百城烟。”
之后，汪景祺更是给了年羹尧“宇宙第一伟人”的称号，俨然不把最高“主子”雍正放在眼里。
而最终，这些露骨的称赞，最终都化为了一道道“夺命符”，让年羹尧的“西行之路”越走越远。
6.立场
汪景祺作为年羹尧的幕僚，自然凡事都站在年羹尧这一边。
在年羹尧的“调教”下，汪景祺逐渐成为了他手下最重要的笔杆子。
由于雍正本就生性凉薄，且多疑猜忌，所以汪景祺于是断定雍正对年羹尧的不信任是一种“背叛”。
在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——《功臣不可为篇》中，汪景祺对雍正大倒苦水，认为为人臣之所以难做，都是因为雍正“猜忌多疑”。
汪景祺认为:若正义的臣子直言正谏，会被雍正认为“骄横跋扈”。
而劳苦功高的臣子，又会被认为“威胁皇权”。
这也就是历代贤明大臣最终“身败名裂”的根本原因。
正所谓“进不得尽其忠节，退不得保其身家”。
按照汪景祺的观点，年羹尧目前的窘境都是雍正造成的。
即便最后被杀，也是雍正的错。
这可真是捅了马蜂窝，也难怪雍正看后会被气得“三日米素不入其口”。
7.黑白
雍正一朝，雍正最满意也是最得意的功绩就是“清查全国亏空，整顿吏治”。
但这却成了汪景祺攻击的最大目标。
他认为雍正这番做法是“诸臣承望风旨，搜根剔齿”。
对于康熙，汪景祺也没有丝毫掩饰自己的战斗欲望，他对康熙到处题字的做法大加讥讽。
最后也是最让雍正难以接受的是:汪景祺对皇太后的尊号大放厥词。
这无疑是触及了雍正的逆鳞。
而作为汪景祺头号上司且与雍正情同手足的年羹尧，最初在看到此书后，不仅没有诛杀汪景祺，甚至还对此书大奖赞赏。
由此可见，雍正对年羹尧的恨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8.恩怨
由于九子夺嫡，所以自雍正上台后，关于其“得位不正”的传言就一刻也没有停息。
别有用心者甚至不惜代价，编造故事线:
其一是:“矫诏得位”
康熙三十多个儿子中，雍正绝非出色，皇子中也并非年岁最长。
康熙为了继承人两废太子，足以见得其重视。
因此，雍正绝对不是“得位之正”，而是“矫诏得位”。
其二是:“毒杀嗣位”
雍正趁康熙病重，假装孝心，用一碗毒参汤毒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并趁乱登基。
但这些都只是“穷酸文人”制造的“谣言”罢了，根本没有实际依据。
立志成为“有道明君”的雍正恨透了这群“穷酸文人”，因此对汪景祺的做法自然雷霆震怒。
而与自己情同手足的年羹尧对此不仅不加以制止，反而放任自流，无疑也伤透了雍正的心。
9.结语
年羹尧最终虽然因为“九十二大罪”身首异处，但真正置其于死地的，却是因为他的“背心离德”。
或许当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问世的那一刻，年羹尧最终的结局就已经确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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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小昭 审核：梦愚编辑
文献参考：《二十四史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战国策》《左传》《春秋》《吕氏春秋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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